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持久地进行时，也正逢国际上的多事之秋。1967年，美国政府全面介入的越南战争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历来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政府，在毛泽东“支援世界革命”的号召下，几乎倾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剩余人力物力开始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事业”，这就是当时被称作“抗美援越”的运动。
9月的一天，在图书馆开馆前的闲聊中，农大附中的郑少平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北京第100中学的老红卫兵赵建军不久前从广西跑到越南参加了中国援越的炮兵部队，但没过几天，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中就被炸死在炮位上了。
在回家的路上，同学梅国问我愿不愿与他一块去越南，我爽快地答应了。
一切准备停当，9月27日，在一个下着小雨的阴湿天气中，我们两人带着仅有的30几块钱路费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北京开往南宁的火车。
由于越南的战事，火车开到南宁就不走了。29日，我们在南宁逗留一天，30日下午，我们搭慢车终于到了临近越南的边陲城市凭祥。
我们偷偷地查看了地图，确定了从凭祥翻过山即是越南。为了不引起当地人的怀疑，黄昏时，我们沿着铁路线往回走，想要寻找一处离山角最近的地方跑过去。
在凭祥和友谊关之间约10多公里处有个地方叫隘口。当时的隘口仅仅是个地名而已，既没有村庄更没有集镇。离公路几百米的地方就是中国和越南之间的绵延群山，不远处有几栋茅草屋在冒着缕缕炊烟，四周寂静无人。
我灵机一动地对梅国说：“从这儿翻过山不就是越南吗？”其实他也已想到这一点，狡猾地笑了笑说：“对，就从这儿过。”吸取昨晚的经验，我们不慌不忙地下了公路向山脚溜达过去。一个女人挑着水桶从草屋出来到池塘挑水，她看见了我们。梅国假装拉屎，扒下裤子在田埂上蹲下来，那女人不好意思地一扭头走过去了。等那女人回到草屋，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山脚下。我们环顾四周，确信没人跟踪我们了，开始了向中越国境线的攀登。
山又高又陡，山坡满是又厚又高的蒿草。昨天遇到的蟒蛇使我们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我们扒着蒿草和突出的石头小心翼翼地往根本就看不见的山顶上艰难地攀登。
经过千里迢迢的奔波，我们终于来到中国与越南的国境线上。那国境线是一条明显的、被人工界定的细长细长的小路。像一条米黄色的飘带，在山顶上蜿蜒曲折地飘向远方的崇山峻岭。飘带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越南，两个国家就是被这样一条小路分开了。
按照我们在地图上量出的距离，要想走到离越南最近的老挝的国境线，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至少还要走上十几天。我们希望看到炊烟、看到越南的山民。
太阳偏西时，树木渐渐稀少起来，山泉把我们带到围在山峦之间的一片平地。那是一片长着茂盛的青草和芭蕉树的空地。再往西走，只能翻山了。我们加快脚步走到对面的山脚下，寻找可以绕过那座山峰的地方。忽然，走在前面的梅国吃惊地叫起来。我赶忙走过去，原来他脚下有一堆牛粪，那牛粪还是新鲜的，草丛中掩盖着一条几乎看不出的、被牛踩过的小径。我也兴奋起来，沿着小径用木棍拨打着草丛，不一会儿，又发现几堆同样新鲜的牛粪。梅国高兴他说：“这附近肯定有人家，我们顺着这条小路走就行”。果不其然，这条小径曲曲弯弯地把我们从一个极难发现的山口带到山的另一面。
顿时我们眼前豁然开朗，那是一片真正的、开阔的平原。远处有几间小屋，屋外是一块块还未收割的稻田。随着几声牛的“哞、哞”叫声，我们看见一个又瘦又矮的老头赶着两头牛正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牛一边走一边吃草。这是我们几天来第一次见到人，心里高兴极了，我把身上扛着的那包山芋递给梅国走到老人面前，恭恭敬敬地给老人鞠了个躬。嘴里重复地说着“那岭、那岭”。老人呆呆地、惊讶地看着我摇摇头，似乎不知我在说些什么。
远处的那几间小房子就是他的家，老人牵着牛走得很快，不一会儿，我们就走到了那里。一个和这老人一样看不出年纪究竟有多大的老太太迎着我们从屋里走出来。老头让我们坐在他家门前的竹凳上，把那些山芋倒出来，放在一张也是竹子做的简陋的桌子上。老头把老太太拉到一旁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越南话。
老头看我们要吃饭，冲我们摆摆手，回到屋里端出一盆煮熟的、热腾腾的山芋和两碗糙米饭。我们请老人一起吃，老人笑着摇摇头走回屋里。吃过饭，老头点亮一盏油灯（罩在玻璃罩里的油灯）放在桌子上，示意我们睡在那张蒿草席上。
这是我们在越南人家里过的莫名其妙的一天。
第二天天没大亮，牛“哞、哞”的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睁开眼看见老太太已抱着一堆青草去喂牛了。我推醒梅国，叫他爬起来准备上路。老头又款待我们一顿煮山芋，剩下的就全被“没收”了。早饭后，老头比划着要给我们带路，走了约一个小时，老人果真把我们带上一条公路。
沿着公路，我们又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被公路横贯而过的小集镇上。集镇上走动的也大多是越南妇女。
老人把我们带进一个有铁丝网拦着的兵营，那兵营有三排营房。身穿短衣短裤、戴着木浆制做的头盔、佩着武装带的越南士兵在这里出出进进。等老人与营房的“领导”介绍完情况，两个士兵客客气气地把我们请进一间营房“休息”。老人没有欺骗我们，他是把我们带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那岭。但他却把我们带到了我们并不想去的———那岭的兵营。
中午他们开饭时，还没有忘记“客人”，给我们端进两大碗米饭和两碗炒青菜，那与我们的饭菜没什么区别。我们正津津有味地吃饭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越南士兵笑着走进来，用带有广西口音的熟练的中国话说：“你们好，你们是中国的学生吧，欢迎你们到越南来。”我们放下筷子，掏出学生证、红卫兵证和校徽给他看。他大致看了看，自我介绍说：“我叫阮平，到北京的‘二炮’学习过两次，我很熟悉你们的北京。”他还说他对北京的阜城门、西单都很熟悉。看来我们是遇见一个中国通了。
他认真地询问我们是如何走到越南来的，为什么要来越南，边问边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我们如实地告诉他过来的经过，但说到我们为何来越南时，说的却是他能接受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说，我们来越南是要参加中国的援越部队，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他认真听我们说完，高兴地说：“中国给了越南很多援助，越南和中国是亲兄弟，中国的红卫兵很勇敢，有的参加了战斗而且牺牲在战场上了。”
我们请他把我们送到河内的中国大使馆，他说这要请示他的上级再做决定。
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那岭，离中越边境并不太远，只是没有公路。他说把我们带到这儿的那位老人的儿子在战争中已经光荣牺牲，他的儿媳妇在河内一家医院工作。
吃过午饭，阮平开来一辆中国制造的吉普车。
一个多小时后，车开到了谅山。
阮平的两位“上级”接待了我们，其中一位40多岁的“上级”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他说他代表越南人民感谢我们“抗美援越”的行动，但是不久前，中国的领导人与他们的领导人有过协议，对非正当途径跑到越南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再接受，所以只能把我们送回中国。同时，为表示他们的感谢之情，送给我们每人一套越南军装和一枚胡志明像章。临行时，他说：“希望你们跟着中国的部队一起过来。”我心里暗想，这一天恐怕是永远不会有的了。
再说什么也没用了。阮平开着吉普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中越两国间的边防检查站。一条河上一座小桥把两国联接起来。
车停在越南一方的桥头，阮平熟悉而随便地走过去，走到中国的关口，那里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我们有一种失落感，像章上的那位老人亲切地看着我们，但我们感到的却是嘲弄。
十几天的行程，100多公里的山林之旅，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出发，带回的却是失败后的迷惆与空虚。
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桥来，那脚步是如此的沉重、如此的艰难……
在中国一方的边防站，我们“如实”交代了偷越国境的动机，履行了登记手续。在专为越境的中国学生制作的表册上，我们的排列序号是126和127。
从那一天起，我们把此行的真实动机深深地埋藏心底，埋藏了30年。即便如此，我也终于没能逃脱厄运的追随。1970年，当我因反革命罪被判刑时，“逃往越南”作为我的罪行之一写在了我的判决书上。
摘自《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远方出版社出版
定价：48．8元（A卷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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